早报网 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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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国关系史上，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能够长时间“和平共处”的，还几乎没有出现过。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发展，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历史定势的存在。这种历史定势在最近的演绎，乃是冷战期间美国以苏联为对手并最终使其崩溃瓦解，而在冷战结束前后一段时间，美国则又以日本为对手，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安排，抑制了日本的经济扩张。 

　　从美国当年对付日本经济崛起的经历中，可以对美国应对其他国家兴起的战略思维略窥一二。首先是美国绝对难以容忍其他国家超越美国。无论口头上是如何宣称欢迎他国崛起，欢迎新兴力量与自己一起参与管理世界，美国对可能超越自己的国家的忌惮，是深埋于自身的战略潜意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的。就如今天美国重要报章频频预测中国将于某年某月某日登鼎、美国将退居第二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超过美国后，美国舆论到处都在宣扬日本即将在经济上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下意识的反应，是1990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并以“日本2000”之名出台系列报告；克林顿刚刚执掌白宫权杖，便要求《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o.1,Lessons for Amercia）一书的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与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奈（Joseph Nye）一起研究对策，决不能让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一定会从战略层面看待其他大国崛起对自己的影响，会从长期性的趋势来衡量大国关系的变化，贯穿其中的主要乃是实力逻辑，而非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思考方式，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最有代表性，他在20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大国的兴衰》，就是从经济、人口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五百年来的大国关系变化，他说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最常见的矛盾，就在于大国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大国力量对比关系发生相对变化，从而产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由此又形成所谓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结构性对立。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忌惮，因此来自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又绝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巧妙转移国际视线，使“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流行语言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辗转于欧洲和美国的却是“日本威胁论”。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合著、1991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就是“日本威胁论”在战略思维上的表现。 

　　从表面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是起因于人所熟知的美日贸易摩擦，日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及日本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然而，《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两位作者却告诉人们：美日摩擦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担心日本将会利用其强大经济实力取得对亚洲西太平洋事务的控制主导权。得出这种结论乃源自美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关系史的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日间的争端，基本成因就在于两国对东亚西太平洋的争夺，日本如果顺利控制这一块区域，美国的关键性国家利益便无法保证。而日本从经济上崛起，如果以此为突破口，扩大在亚洲的政治地盘，重新在军事上武装自己，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其全球战略部署和作为霸权国家的地位便会受到挑战，这不是美国能够容忍的。 

　　其次是，一旦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美国就会使出全身解数以打垮对手。这鲜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为压垮对手，美国会表现出充沛的战略意志。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感受到日本的经济威胁后，美国为从经济上制服日本，前后足足用了20多年时间。光是与日本的金融战争，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接着日元升值，持续说服、谈判、威胁，就用了14年时间，逼迫日本节节抵抗却节节败退，一步步改变自己以主银行制为特征的金融体系，并被吸纳进以放松监管为特征的美式金融体制中，最后导致日本经济中泡沫大量产生并到顶点时破灭。另外一个，是美国会软硬兼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为打赢与日本的经济战，动用了贸易制裁、谈判压服等多种手段，威逼日本开放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在日本不从的时候则施加政治压力，还与其他国家联起手来共同施压。美国在压制日本时战略意志之坚决、手段之猛烈，都凸显了美国在面对潜在挑战者时的战略本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突出强调“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不能让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美国霸权不能与他国分享。到今年第二季度，按日本方面的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有关中国假以时日还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言论，近几年来时有所闻。这当然会刺激美利坚民族的神经。美国在面对中国复兴的时候，战略思维中很难不浮现二三十年前苏联和日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