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 林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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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和元先生的新书《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再现了战后的日本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迅速崛起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通过翔实的数据，丰富的素材以及严谨的论证解码这两个一衣带水的东方经济强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发展奇迹。作者站在今天的战略高点，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日美竞争与中美竞争两场不同时空下东西方博弈进行复盘、比较，试图在历史斑驳的踪迹中寻找通往未来的路。这是一部非常适时和十分必要的作品，帮助并警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审慎态度去关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读完 韩 先生的书，掩卷遐想，脑海中不时浮现着三个问题，提出来与读者共享，也作为对 韩 先生作品的一个解读和延伸思考。

　　一、 中美博弈与日美博弈的同与不同 

　　韩先生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重蹈日本覆辙”这个命题。因为中日两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中日是有共同点的。 

　　从发展的进程观察，今天的中国正在重复日本在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0.9%，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到1970年，其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80年代，趁美国发生“滞涨危机”，日本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大量收购美国的企业、工厂、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购买美国”；相似地，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保持9.4%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预计2010年将超越日本从而在世界上居二望一。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首先全面复苏，中国商界和媒体界甚至有人适当或不适当地喊出了“抄底华尔街”的口号，历史何其相似！ 

　　从发展的策略观察，中日经济发展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偏向于国家大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类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参见学者何新等人的作品），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 韩和元先生在书中，虽然对于出口贸易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这一指标是否是有意义的指标，做出了论据充分的讨论，但我们还是不可低估“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在过去三十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从发展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观察，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上个世纪90时代日本遇到的类似的国内外问题。例如国内资产泡沫化，大量资本流入股市、房市等领域，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优势难以为继；国外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干预政策；中国甚至还面临分配不公的特殊历史问题。 

　　但是这两场博弈毕竟是不同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因为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经济总量和世界影响的重要程度，可以把它们视为东方向西方发起的两次挑战。而日本第一次挑战失败的先例并不必然会成为中国第二次挑战失败的阴影，因为从所处的时代、国际环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中日双方都没有可比性而言，从学理上和实证论据上讨论，“重蹈日本覆辙”也许是个假命题；以审慎乐观的态度预测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我们的也希望事情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从中日两国各自所处时代区分，日美博弈正酣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逐步压制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最后导致苏东联盟土崩瓦解的时候。冷战氛围依然浓厚，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不可动摇，西欧、日本等小兄弟还要仰仗美国的军事保护，经济上虽然互有竞争，但毕竟不敢完全放开手脚。而中美竞争的时代背景是在“超级大国的两极体系崩溃”、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加快发展的时代，经历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实力有所削弱，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严重受损。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打折扣，建立单极世界的新帝国主义梦想已经搁浅。世界已经完成了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分裂重组。 

　　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战败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被限制在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框架内，在国际上没有政治话语权和对外战争权，难以作为政治军事力量的一极。而中国已经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频频现身国际舞台，在发展中国家有深厚的基础。经济上，不管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市场容量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美国相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可以说日本是搭美国的便车，而中美关系更多是互补，美国发展高端服务业，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短期内这种分工较为明晰，互补性也较强，即使国际市场发生逆转，通过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依然可以化解危机。 

　　从国际环境来看，日美博弈的时代正处于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初期，互联网、通讯、交通运输技术较今天仍然很落后，国与国之间的依赖程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因此日美博弈竞争多于合作。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空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樊篱，人类也面临着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传染病、恐怖主义等共同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而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无论比意愿上还是从现实主义立场看，更倾向于寻找双赢，而不是简单地一方吃掉另一方。因此，美国并没有实力、从长远利益来看，也没有必要搞垮中国。 

　　有一项重要的例证：就是当年美日在金融和货币体系领域的博弈——日本最近10～15年以来的经济衰退，相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直接压迫下的日元升值的直接结果。而21世纪前10～15年的今天，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也不可能达到当年日元升值的程度、和美国所单方面企望的后果。在刚刚结束的“两会”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大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干涉和胁迫其它国家的货币汇率。这也释放出一种信号，表达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决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信心。 

　　二、 大国兴衰的终极逻辑是什么？ 

　　上述分析绝没有否定韩先生的忧患意识、及其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应该从以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镜鉴，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做更好的思考。韩先生书中缜密细致的分析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想要通过区区几千字就把一个国家的腾飞秘诀说清楚确实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但是如果截取某个切面或者选取某个独特但是重要的视角，亦不失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韩先生借鉴了很多知名学者的论点，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其治学的严谨和视野的开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解码日本经济奇迹为例，韩先生详解了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池田勇人的收入倍增计划到80年代日本“收购美国”的历史过程，列举了“掠夺说”、美国扶持说、都留重人说等观点，通过阅读，我们对日本的崛起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 

　　不仅如此，作者的分析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分析，而是细致到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美国对日改造政策、扶植政策为日本经济发展扫除障碍，此“时”也；美国把日本作为遏止苏联和中国的太平洋岛链的重要一环，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特需供应刺激日本经济增长，日本也利用岛国的海港之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此“地”也；日本人比较重视储蓄，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充裕资金，日本人较为重视教育，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日本人有深重的危机意识，全民拼命工作，又实施了正确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此“人”也。 

　　韩先生最后引用罗伯特.希勒博士的话做结尾，世界上绝大数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一直强调，“历史一定是综合历史的结果”；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强调，“偶然性也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个事件都是由众多的因素堆积起来的。 

　　但是，不妨借鉴一下实用主义的工具立场，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系列的因素背后一定有它的最重要的终极动力或者终极逻辑，也方便从实践维度提出一个操作性的假说。韩先生在书中已经提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在这里我提出来作为本书的一个开放性的补充吧。——我认为财富增长的终极逻辑是知识的创造！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从来没有停止争论。18世纪，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认为财富的秘密在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最近，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傅军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国富之道》，提出一个BMW理论，即Wealth=Bureaucracy×Market，傅军先生认为财富是纵向的科层（政府）和横向的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哈佛商学院教授陈志武先生先生从历史与财富、制度与财富、产权与财富、开放与财富四个角度理解财富创造的逻辑；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下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财富，知识工作者是财富的最终创造者。 

　　从历史来看，知识的具体形态——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从制度来看，制度是知识累积的结果，好的制度一定要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的积累，由于知识没有国界，因此制度具有普适性——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制度经济学能够得出的最好结论；从产权来看，知识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因此知识是最重要的产权，而产权是一切经济形态的分配基础；从文化来看，“文化就是利益表达”（林永青语），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很大程度是基于开放多元的价值体系之上的。知识是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独木桥。 

　　三、 知识战争与中国的前途 

　　韩先生写着本书，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国，书中也结合日本的兴衰成败，尝试给中国指出一个方向，有的还非常具体，例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放市场、抓住低碳经济的机遇等等。受 韩 先生启示，我也从四个方面谈谈中国应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或管理创新，所有的创新，都是知识的创新”（林永青语）。日本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没有抓住第四次技术革命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美国借以翻身的互联网技术、芯片技术及软件。日本在这方面并没有战胜美国，尽管它在传统的汽车、家电等领域已经连战连捷，但是终极武器的缺失最终毁了日本，与其说日本输给美国，不如说，日本输给了自己。 

　　目前中国当然要关注最新的低碳技术的发展，但是切不可为了赶时髦舍本求末。我认为计算机技术依然是最核心的技术，是其他技术的基础，国家应集中力量，在芯片技术、集成电路、软件开发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片面地强调某个低碳领域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误导。例如电动汽车，如果大量推广电动汽车，就意味着全国的用电量要成倍增加，而目前我国火力发电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火力发电主要使用用煤，众所皆知，煤的碳排放量是相当高的。另外一点，我在达沃斯论坛上也说过：因为很多的高新技术领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产业化，中小企业也无力做基础投资，中国政府又是一个大政府，因此，核心技术的基础投资，要成为国家战略，这也是政府最应当做的事情。 

　　中国不要过于沉迷于当前的经济总量优势，而要从效率、制度、知识等角度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是日本的技术实力、生产效率、制度基础都比中国强。现在盛行一种观点，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于这种政府主导，低劳动力成本，不计社会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美其名曰“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颠覆了制度经济学。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说，中国过高的制度成本已经严重抵消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本届政府也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温家宝总理强调，“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持续，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持续”，其根本的方向就是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充分激发民间的创造力，也从根源上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要更加重视知识等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降低生产成本。 

　　从外部压力来看，中国主要面临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政策。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有几个方面的选择。第一是放松管制，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腾出空间，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以此来刺激内需。 

　　第二是引进技术，利用人民币升值，积极引进关键的技术，提高产业的知识含量，甚至可以把技术引进与对外贸易绑定处理，为此，不要害怕打贸易战；而且，除了出口策略，也要想一想进口策略。即使打贸易战，也要利用中国原来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成本优势，来获取高附加值的技术进口。这是重中之重！ 

　　另外，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到非洲等市场级差较高的地区投资，有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打入发达国家本土，建立生产基地，通过生产的跨国转移降低贸易成本，抵消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因素。 

　　最后，中国应该坚持知识战争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是掠夺资源，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以“以知识换物质，以知识换能源”、实现“更多的知识和更少的物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垄断市场，而是通过制度革新开放市场，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移。不是零和发展，而是多赢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社会福利、环境福利、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不是霸权更迭，而是和谐世界，中国要解决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难题，也要通过自身的发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