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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农村人口拥向城市对农村意味着什么？会减轻农村的生态压力，还是会导致农村发展的停滞？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世界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上演。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创造的一项“人类历史之最”就是有两三亿这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有中国专家估计，未来还将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个比美国人口总和还大的惊人数字，将给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带来魔术般的变化。如何让这些变化都朝正方向发展，而避免负效应，其他国家走过的路或许能带来启迪。但中国农业问题专家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中国农村人口之多，问题之复杂，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为它提供一个可供模仿的模式。中国的路恐怕还得自己走。

    中国还会有三四亿农村人口流动 

　　《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亚洲巨人面对城市化危机”的文章称，当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潜在的困境。文章说，“中国那些闪耀的城市都是被当成‘二等公民’的农民工建的，中国农民工群体2009年已达到2.11亿人”。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20-30年间，中国已经有2亿-3亿人口从乡村移到城市，2050年前，恐怕还要再移3亿-4亿农村人口到城市。但中国没有发生巴西、菲律宾等国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周立认为，中国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仍然超过美国人口总和。

　　农村人口拥向城市，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东欧，有“欧洲厨房”之称的匈牙利本是传统的农业国，二战结束时，匈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3.8%，但随着农村人口流向首都布达佩斯甚至移民欧美国家，到1990年时已减少到14.9%，最新统计连5%都不到。过去20年，匈一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停顿，农业生产也严重下滑，种植业产出减少30%，养殖业减少40%。

　　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制造业规模较小，印度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并不大。在印度政府提出的“七大发展战略”中，农业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水资源、教育、医疗、就业、城市改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的重视，使印度基本上能够保证粮食自给，但城乡差别仍是印度面临的一大难题。记者两年前去过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农村，那里距离该邦第二大城市、有“蓝色之城”之称的旅游城市焦特布尔只有40公里，但村里全是土墙草顶的屋子，没有自来水，只能在地上挖水窖，农户家里看不到有什么存粮和家具，因为没有电，也没有电视等电器。

　　为改变这样的“原始状况”，印度政府提出要建立10万个公共服务中心，覆盖60万个村庄，为哪怕是在最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口提供基础服务。印度媒体年年都大声疾呼改变农村衰败状况，政府也急在心上，但改进甚微。印度农村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不是农村人口拥向城市。印度农民一直保持传统耕种习惯，大部分地区依靠南亚季风带来的雨水播种，“靠天吃饭”程度很大。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印度经济基础很薄弱，没有更多财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农村面积广大、森林山川等地形地貌复杂，至今许多村庄还没有道路通进去。当地人传统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使他们接受新事物比较慢。印度政府部门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帮一些村庄修建了厕所。但修好的厕所农民也不用，说不需要，反而把厕所用来当储存物品的地方。印度产粮区丰收后，因为没有足够的储藏条件，大量粮食长期露天存放，最终变质霉烂。 

　 日本和英国：农村发展遭遇“老龄化”尴尬

　　“日本没有城乡差别”、“日本的农民都是地主”、“日本的农民工早已消失，现在农村最需要城市工”。在日本，人们常这样议论日本农村的质变。但也有人提到，日本农村也出现了衰败迹象，日本的农业可以称为“爷爷、奶奶、姐姐的农业”，即只有爷爷、奶奶这样岁数的老人和没有嫁出去的姐姐是主要农业劳动力。不久前，《环球时报》记者到一位日本学者的老家———山梨县大月市所属的一个农村做客。在同村一位70多岁老太太家，记者了解到，老人的子女都在东京，只有她一个人留在村里，每到收获季节，她就通过当地农协雇来自城市里的临时工。这位日本学者说，各地农协是日本农业制度中很有特点的一个产物，它既能指点农民种什么，也和农民签约收购，不管市场、天气、收成有什么变化，都能保证农民“旱涝保收”。

　　据统计，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7%，但这部分劳动力每年能满足英国55%的粮食需求，原因之一是英国农业人口人均拥有70公顷土地。二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批农村人口拥向城市也给英国农村的发展带来过冲击。在苏格兰北部一个名叫克里夫的小镇，当地农民告诉记者，镇上的基础设施在20年前就很完善了，近20年来没什么改进。小镇的路不过8米宽，路两边的房子看上去旧的多，新的少。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地区的乡村依山傍海，曾被英国人称为“伊甸园”，现在却成了“老人国”，因为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据英国皇家农业学院经济学家维尔·曼里介绍，除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英国农村还要面对口蹄疫、英镑贬值等“天灾人祸”。为保持农村特色，避免农村衰败情况发生，英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策，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体系，对农村道路、地界围栏、排水设施等予以补贴。 

　 韩国和加拿大：城市化不一定就让农村衰败

　　放眼近邻韩国，城市化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的衰败。韩国地狭人多，耕地少，但韩国信奉“农者天下之大本”，视农业为事关国家安全和根基的战略产业。韩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农村人口超过80%的落后农业国，发展到现在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新兴工业国，也经历了一个迅猛的城市化过程。对韩国农村命运的悲观言论就集中在上世纪70年代工业化初期，韩国当时出现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等问题。韩国政府后来开始实施“新村运动”，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带草屋顶的房子、使乡村道路“柏油化”、改善供水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农村推广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目前韩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5%，但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

　　和许多国家的农村受城市化影响趋于萎缩、衰败不同，加拿大近年来农村社区反倒有所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加拿大农牧业人口只占总就业人数的4.3%，而2006年这一比率上升到13%。在加拿大，农民可以随意搬家进城，转变成“城里人”，但由于农民地位很高，收入普遍好于城里人，这样做的人很少。 

　 中国农村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

　　在离曼哈顿仅3小时车程的蓝卡斯特小镇，《环球时报》记者最直接的感受是美国农村人口密度低，机械化程度高，常常是一大片田地里只有一个人驾驶着拖拉机劳作。那里有很好的基础设施，但当地人却刻意选择宁静的生活，马车成了常用交通工具。实际上，美国农村也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过各种探索。据美国农业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870年,美国有70%到80%的农业人口，但到2008年，直接农业人口的比例只有2%到3%，原因同样是城市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大迁移。农村人口减少，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始终是农村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使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等方面与城市基本同步。

　　外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都有中国可借鉴之处，但都不能简单模仿。周立认为，美国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值得学习，但中国不可能达到美国那么高的补贴水平。从现实来讲，中国农村建设不可能走美国式道路，更不会走拉美或印度的路子，只能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一边建设城市，一边建设乡村，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小城镇。以小城镇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吸纳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周立强调，没有城市化就无法带来那么多就业岗位，也无法拉动对农产品的需求，但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以削弱农村为前提。在公共建设投资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该对城市和农村一视同仁。

　　还有专家认为，日韩等国的新农村建设发挥了农村的主动性，使农村的教育、医疗、道路交通、网络建设水平尽可能与城市持平。日本的农民收入是城市收入的1.18倍。韩国以前城乡差距也很大，但现在农村人收入是城里人的80%，相对均衡。而很多中国人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不如城市。因此，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不让稍微有点能耐的人离开农村，离开这个利润最微薄的领域。

　　中国农村之大，人口之多，问题之复杂，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就拿教育来说，美国《新闻周刊》8月21日关注的话题是中国名牌高校中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以此得出结论是中国农村人口正被高等教育边缘化，并担忧“如果中国找不到教育农村人口的更好方式，中国的未来将不容乐观”。而同样是中国的农村，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人从8月25日开始可以享受“从幼儿园到博士”的长达25年的免费教育，这样的消息又让人看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趋势。

　　新西兰传记作家乔·本尼特前不久到中国泉州周边的农村采访，他这样描述在高速公路上见到的情景：“每个山谷都有一个村落，而每个村落都没有统一规划。每个村子都很小，老房子很破旧，新房子也显得很粗糙……”的确，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但同时，有更多的地方在投入巨资改善农村的道路，或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如发展旅游度假经济。8月初，《环球时报》记者来到河北临城县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那里有新修好的盘山公路，十分好走，只是因为宣传不够，来景区游玩的人还不多。对这些现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才流、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方面都存在不平衡。他认为，搞好新农村建设，必须先要解决这些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