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轶君

----

“中国”，最近在世界媒体的舌尖上滚来滚去，不仅因为中国队金牌数一路领先，更因为风波不断：禁药指称、假赛、违规、失金⋯⋯国内网站上一片喊冤：“这些都是针对中国！”

回想并不太遥远的北京奥运，东道主慷慨解囊，精心待客。殊不知四年后，收获的竟是阵阵敌意。2008年奥运前，中国梦想世界从此接纳自己为大国俱乐部中的平等一员，四年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切并没有出现顺心的转折，不仅在国际事务方面，连竞技场上都没有。

相反，北京奥运常被拿来与伦敦作对比：耗费6300万镑的北京开幕式，相比起耗费2700万镑的伦敦开幕式，被批只见“爱国主义”而不见人性，未曾暖心。伦敦开幕式导演助理说到京奥，面部肌肉挤到一边：“massive、massive”（过于宏大）。《每日邮报》记者曾写道：“北京奥运会头天发放的免费矿泉水，就足够叫英国政府破产”。而中国记者到了伦敦，抱怨奥运村饮食昂贵，一道主菜大约5英镑（约7.8美元），而当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个美元可以任意吃喝。

中国掏心掏肺的慷慨，无可挑剔的优异，却在伦敦奥运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敌意——至少很多中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奥运前夕，《泰晤士报》副刊登出一组图片，题目是“中国体操工厂”。摄影镜头下，纤弱的小将负重苦练，汗水瓢泼，观者再也感受不到这项运动的美感。西方媒体用前苏联和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封闭、反人性训练的意象套用中国，而前苏联和东德运动员在兴奋剂问题上劣迹斑斑，难怪外界质疑中国？

但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同一家报纸的记者马修.赛义德回忆，2006年，他在亚运会比赛后区看到一个女孩盘腿坐在地上闭目。走近时，那女孩睁开眼，原来是中国乒乓球手郭跃。“她冲我笑了一下，亲近感令中国体制的面具霎时掉落。”文中赛义德称郭跃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一笑，倾倒了西方媒体的“敌意”。赛义德文章观点重在批评中国的夺金体制，期待见到中国运动员的个人魅力。

西方媒体不断寻找个人故事，一旦遭遇中国体制的铜墙铁壁，便只见成功不见个性，这就唤醒了他们记忆中的二战德国和冷战苏联。

我试图通过文化差异解释所谓“敌意”，但前几天席间听到一番对话，颇具启发。座中五个人，四个来自北京， 其中一人提到北京一所盛产状元的著名中学，另一个撇嘴，“那个学校的学生啊，外号叫‘高考牲口’！”一时仿佛听到“金牌机器”的近义词。真的是文化差异吗？还是一种中外皆然的现象：人们往往对自身经验无法解释的事物，一概以某种贬义概念大而化之地加以概括？

在中国国内，不同意见的阵营对垒分明。官方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质疑裁判不公、媒体丑化，以捍卫举国体制，另一边的声音则捍卫裁判尊严，告诫国民冷静大度，狂轰“一将功成万骨枯”。两种声音似乎都清楚，关键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隐隐指向的另一个问题：外界怎么看中国？中国要不要检查自己的得失？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舌尖上的中国，并非只有一种色彩。在《旗帜晚报》批评中国体制不够开放的同一版面，也刊登了新华社体育记者、也是泳坛好手周欣的报道，说叶诗文“天赋异禀，六岁的时候教练就知道她能拿奥运冠军”。民调显示，98％的英国民众认为，那些暗示叶诗文使用禁药的人，应该向叶诗文道歉。BBC记者连线时说，“当菲尔普斯拿下第19枚金牌的时候，我们还在质疑中国姑娘的第二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比较，中国舆论声音的分化，似乎正在接近西方言论的多元。

如果没有北京奥运恢宏的“阴影”，伦敦会不会想到勤俭办奥运？如果京奥在伦敦之后，会不会多谈点“个性”，少来点主义？

从雅典到北京到伦敦，这八年里，诞生了Twitter，诞生了Facebook，卫星电视覆盖率更高。尽管互联网上并非畅通无阻，但不同经纬度的人们，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直率地评论彼此。中国与西方，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近距离碰撞，才使得彼此的反差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鲜明，难道就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的“敌意”？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差异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叶诗文最终药检清白的那一天，我在伦敦公车上听到了两名巴基斯坦移民之间的对话。一个带着赞赏的神情聊起叶诗文：“中国人可不傻，他们有特别的中药。”另一个连声附和。

看来，要说服中国的南亚邻居，不见得比说服遥远的欧美人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