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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美国非政府组织(NGO)就是这些活动的‘幕后黑手’”。印度的总理辛格日前公开指责美国的NGO。实际上,在许多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类有“外国背景”的NGO越来越活跃,而且热衷于掺和政治。
美国NGO无疑是最惹眼的。在埃及引起巨大风波的美国NGO“自由之家”副总裁沃克日前又高调宣称,干涉俄罗斯事务是他们的责任。英国《经济学家》称,尽管从“非政府组织”名词的表面含义看,NGO应该独立于政府,但只要看看它们的资金来源,就知道这些机构几乎都是“特定政府的傀儡”。如此,称NGO是美国的“幕后黑手”似乎并不过分。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指出,针对美国NGO带来的挑战与非难,中国一般由政府出面回应,在国际事务的实际操作中也体现出效率不彰,吃了不少亏。中国的NGO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声而主动地发声,这需要中国的NGO通过修炼内功有这样的传播能力,也需要政府在他们身后给予更多更好的支持,提供更大的发声空间和舞台。
NGO在美国传统悠久:在国内外问题上与政府配合默契
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已经有建NGO(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但大规模发展起来,还是近30年的时间。1946年美国大约有20万个非政府组织,进入21世纪后,登记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就有160多万个,还有约100万没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美国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许多社会事务和社区服务工作、慈善等都由非政府组织提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就被称为“第三部门”。在美国国内,NGO通过社会捐助,而且活动处在公众直接监督下,降低了政府运作成本,可以较好地避免贪污。这些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健康发展,被称为缓和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国际问题上,美国会选择“垂帘听政”,利用NGO进退自如。他们为美国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做了许多事,在“监管”世界的同时又让美国政府免去了干涉别国内政的骂名。
美国NGO正变身“超级组织”:在世界上为“幕后金主”开道
瑞士巴塞尔大学不久前公布了一份以“NGO,超级组织之路”为题的报告。报告称,随着世界政治全球化,NGO在世界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加大金钱渗透。实际上,在许多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美国等西方大国NGO或明或暗,不但能在这些国家内部发起大规模行动,且可调动全球舆论的力量,影响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政治机制,为美国NGO幕后的“金主”开道。据学者研究,美国等西方利用NGO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主要有三大手段。
一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种NGO来施加政治影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把援助对象从受援国政府转向各种NGO或个人,目的是通过援助直接与受援国百姓打交道,了解情况,收集信息,施加政治影响。
二是利用NGO的渠道进行软性渗透。西方通过各种NGO,以所谓人道主义救援、维护人权、推广民主进程、维护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培植亲西方的代理人。
三是通过NGO控制或影响舆论,为西方实现渗透和演变服务。西方国家一方面支持本国的电台、报刊和电视台走向国际,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树立“公信力”;另一方面,以新闻自由等为幌子不断压发展中国家开放媒体管制,资助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独立”电台、电视台和报刊。
“幕后黑手”并非神鬼不知,也常遭到指责
近日,世界多个国家表现出对美国NGO的指责。据印度亚洲新闻社26日报道,印度总理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称,印度联邦政府兴建的库敦库拉姆核电站受到示威抗议的骚扰,他们的背后支持者正是“外国代理人”——这是美国NGO的代名词。辛格称,这些远在美国的NGO根本不懂印度人的需要。
在俄罗斯,随着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各种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活跃,其中许多组织背后都有美国NGO的影子。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1年8月公布的年报显示,该基金会已渗入俄罗斯全境。该基金会在俄资助了许多青年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用以培养俄罗斯的青年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政治家库普利科夫表示,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是试图搅乱俄罗斯局势,在俄发动“颜色革命”。
此外,埃及已经开始对有深厚政府背景的美国NGO成员进行审判,他们在埃及革命期间一直帮助埃及一些反对派。这些人中包括美国交通部长雷·拉胡德的儿子塞姆·拉胡德,他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办事处负责人。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认为,对于美国NGO发展来说,遭到指责是很正常的事情。显然,这些指责并不会妨碍美国NGO的继续扩展。
中国NGO发展水平较低,尚未成为“第三部门”
据研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NGO也有不短的历史。如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救亡图存”的社会团体等等,根据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不同,团体的社会定位也不同。也是因此,没有像美国那样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传统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NGO发展相对较快。在中国,NGO组织常被称为公益性民间组织,可以分为社会团体(如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基金会等)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学校、医院、福利院、敬老院、社区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研究院所、文化场所、体育设施等)。
总的来说,中国大部分NGO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挂靠政府部门。在社会作用上,也多是补充与辅助政府的工作。受到经济综合发展程度、传统的价值观、消费观念,以及目前的分配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远远不能称之为“第三部门”(政府和企业分别被视为第一、第二部门)。
美国等西方NGO藏在多个问题后面对付中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NGO也没有“放过”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断向中国施压,在藏独、东突、人权等问题上,都能看到背后他们NGO的身影。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ED)组织。它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NED还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NGO在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中几近失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余万里接受采访时说,北大王缉思教授曾有一个很深刻的论断:“中美关系是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的关系。”美国NGO等民间力量经常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主导议题、塑造议程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而中国在应对的时候往往只能靠单一的政府外交渠道,这就相当于用一门高射炮打一群蚊子,只能被动地穷于应付。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也说,在国际问题上,面对西方NGO的冲撞,我们一般由政府出面回应,往往不见得处处占上风,在国际事务的实际操作中也体现出效率不彰,吃了不少亏。近十多年来,虽然中国的NGO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在逐步增加,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中,中国的NGO几近失声。
政府与本国NGO合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开道
一方面,政府可以和本国NGO合作,通过“NGO外交”帮助中国政府与国外当地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澄清一些误解,减少麻烦。因为NGO往往拥有较高的公信力、非政治性和道德性;
另一方面,本国NGO可以作为对“走出去”企业和官方海外行为的监督员,提醒政府注意其对外决策的问题所在,督促企业在投资所在国和地区履行相关规则和标准。
在国际上,要发展亲中的NGO
首先,中国应该加快培植为我所用的国际NGO力量。从国内NGO和在华国际NGO做起,政府部门有必要放下身段,以谦逊的态度和勇于反省的精神,与国内NGO和在华国际NGO进行良好的沟通。然后透过它们,延伸到国外NGO,使这些国内国际NGO达到良性互动。国际NGO对世界各地的变化极为敏感。中国应该学会将其优势为我所用,而不是使其成为中国的破坏力量。
其次,如何化西方NGO的压力或捣乱为中国发展之动力,还取决于中国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地处理与西方媒体的关系——因为NGO与媒体有一种天然的关系。NGO与媒体的协作主要体现在,或通过与大众媒体的沟通,引起公众对某项问题的注意;或透过媒体这一重要桥梁,充分发挥其社会动员能力,如借重互联网的聊天室和在线论坛这种新式武器,讨论话题,来保持公众对此类问题的敏感性;或扮演电视舆论领袖或社会精英的角色发言,倡导观念,设置议题,唤醒对象国家公众的问题意识。总之,NGO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达该问题发展进程的最新信息,动员潜在同盟者,为其工作争取合法性和支持,进而影响决策者的行为。
支持中国NGO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为外交“挣得更多分数” 福建省学会研究会副秘书长秦威认为,国际事务一直由中国政府主导,民间组织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更没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现在,中国政府就应该鼓励中国的NGO走出去。
这种走出去,不一定非得要去效仿西方去刻意“针尖对麦芒”,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我们需要它来承担一些责任。需要有这样的组织来给政府减负。这应该是国家社会形态发展成熟方面的一个表现。
就从外交上来说,如果我们NGO也能站在政府的周围成为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也一定会为这个国家挣得更多的面子与分数,并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用于为民谋利。
结语:当然,从整体而言,不能因为某些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NGO不断惹麻烦,就把它们一棒子打死,也应客观认识到,一些与意识形态无涉的西方NGO公益组织在诸多灾害中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就国际形势而言,为了应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幕后黑手”的挑战,呼唤中国NGO及早出山确已成了不少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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